近几年，中国企业在海外买买买，显得格外活跃。数据显示，2016年海外投资并购累积宣布的交易金额为2158亿美元，同比增长148%。

近两个月，时不时爆出新闻，银监会紧急电话要求各银行，对部分大企业的境内外融资支持情况及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摸底排查。 

由于近期官方的连续表态和外界不同的看法甚至质疑，中国企业尤其是民企走出去的顾虑更多了一重，海外投资步伐有呈现放缓的态势。但很显然，并不是所有大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都涉及资金外逃。怎么来甄别是合法投资还是资金外逃？  

今天，商务部此划出了比较明确的几个标准。政府部门对于企业走出去的态度，从以前的一律支持到现在的区别对待，其实是政府在改革开放中逐步明晰规则，更有针对性地监管，更好地维护经济安全。   

对于想要走出去和正在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来说，是时候从认识和行为上做出调整了。政府部门对资本外逃的监管信号和力度越来越强，防范利用对外投资搞资本外逃的篱笆已经收紧。那些浑水摸鱼的企业，瞒天过海已经不太行得通了，也不会被允许了，否则可能动辄得咎，乃至鱼死网破。

作者 | 刘戈

来源 | 正和岛（ID：zhenghedao）

7月27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了记者关于“万达集团在海外投资是否出现了风险或者其他问题”的提问。发言人给出的答案中规中矩：商务部支持国内企业按照市场的原则和国际通行的规则，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特别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国际产能合作、产业转型升级的对外投资。同时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对外投资风险防范工作，确保对外投资健康规范有序发展，对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的对外投资，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

2016年中国企业在全球投资比上年增长50%，是2012年投资规模的两倍，创下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历史纪录。其中2016年中国对美投资增长3倍，超过500亿美元，私营企业兼并成为主力。中国对美投资约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1/3，其中对旅游业娱乐业的投资达200亿美元。

和前几年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大多集中在资源、科技、机电项目不同，2015年、2016年中国企业尤其是大型民营企业对海外房地产、酒店、足球俱乐部、娱乐业等产业的投资迅猛增长，这些企业的共同特征是：在国内都有数额巨大的负债，投资方向也和企业主业不同。在欧美国家，涉及体育、娱乐、文化等项目的并购项目经常充满了外界对其洗钱、逃税等方面的质疑。

中国大型民营企业这种十分明显的投资趋势必然会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警觉：这些企业迅速成交的交易项目到底是正常投资还是资本外逃？

实际上，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2014年8月19日商务部第27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并于当年10月6日起施行。《办法》仅规定企业境外投资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实行核准管理。企业其他情形的境外投资，实行备案管理。对企业投资的国家和行业并无哪些鼓励哪些反对的规定。

实际上，对外投资和资本外逃往往是对一个投资行为的不同动机判断，因而很难界定。仅仅在几年之前，万达收购美国院线的消息还被普遍看做是中国文化扩张胜利的一部分，政府相关部门也给予了积极评价。

虽然在法律层面无法界定，但什么投资行为看起来更像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豪迈步伐，哪些投资项目更可能是企业对国内环境产生担忧将资产进行转移是可以有一个大致评判的。

商务部反复强调的这几个行业都具有这样几个特质：

一、通过并购不能给国内带来紧缺资源；

二、通过并购不能给企业带来技术；

三、不能对国内带来就业机会；

四、企业估值具有巨大的弹性空间。

对正在试图对外投资的民营企业来说，如果投资项目具有以上几个特质，估计很难获得商务部的备案从而获得外汇合法出境的准许。

过去的几十年，不少发展中国家在通往高收入国家的道路上，最后都跌倒在资本外逃的大坑里。每当全球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或本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出现问题时，热钱就会迅速撤离，并引发本国资本的出走，形成资本外逃狂潮，从而导致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中国所以能抗御危机冲击，关键就在于资本管制。资本管制是中国金融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守不住，那我们就有可能出事。

目前，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在对经济增长潜力预测不乐观的情况下，容忍资本外逃是非常愚蠢的。和中国的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相比，人民币的国际化是远期的次级目标，利用对外投资和进行资本外逃的趋势必须警觉。

中国需要严防资本外流，但也不应因此把中国企业走出去和资本外逃混为一谈。那些明显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投资项目还是应该继续给予大力支持，比如资源型、技术型的收购将会继续得到支持。

2013年，—本《中国买下世界》的畅销书引起全球关注。这本由毕业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独立撰稿人丹碧纱·莫尤撰写的著作，详尽地分析了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布局资源获取的现状，以及由此对全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造成的深远影响。

根据书中数据显示：中国在2005-2011年间已经执行了超过350项、总值超过4000亿美元的海外直接投资，而这些投资大多流向了石油、矿产、耕地等领域。

“在现金为王的时代，中国携庞大的外汇储备、党国合一的管控、环环相扣的复杂策略，以及坚定的决心，在资源战中胜出，形成了买方垄断的庞大态势。中国籍此建立国际人脉、对外输出中国制造廉价商品与劳动力，既维持了经济高速增长、降低失业率，又摇身成为落后和经济困难国家的救世主。而如欧洲、日本、美国等发达地区，明明在这场资源战中占据优势地位，但却形成了与中国微妙难解的依存关系。”莫尤女士极其尖刻的分析，充满了对中国崛起从而导致全球大宗产品供需失衡的忧虑。的确，这样的事实给世界以警示，进一步监管成必然。

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和13亿大宗商品消耗不断提高的人口总数来比，几乎在所有资源性产品上都存在着国内产量不断增长和总需求缺口不断扩大同时存在的局面。

一般而言，在人均GDP小于3000美元的工业化初期，资源性大宗商品需求将出现较快增长现象；在人均GDP在3000-10000美元的工业化中期，资源性大宗商品的消费强度将进一步增大，进入此类商品的高消费阶段；在人均GDP大于10000美元的工业化后期，资源性大宗商品的消耗增长呈下降态势。而中国目前正好处于此类需求最旺盛的时期。

2011年中国石油的自给率为43.5%，铁矿石自给率为40%左右，有色金属中，铜原料的自给率仅为24%，铝原料自给率为41%,铅原料自给率为68%,而且自给率都在不断缩小。即使是保持十连增的粮食自给率也降到了90%以下，也就是说有一亿多人的粮食需要进口，以至于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疾呼：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由于中国对资源性大宗商品日益严重的依赖，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包括中小民营企业都加入到了海外并购的行列中。在央企大规模收购受到外国政府越来越多的抵触之后，民营中小企业的游击队式收购应该能够继续获得国家的支持。

技术型并购的典型代表是吉利并购沃尔沃。在吉利收购沃尔沃之前，很多专业人士从TCL收购汤姆逊，从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说起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不易，进而为吉利收购沃尔沃后的结果担心。

实际上，众多通过海外并购“走出去”的企业，其并购目的各不相同，有的重在获取资源，有的重在获取品牌，有的重在获取销售渠道。要实现这些目标，并购企业和被并购企业必须在短时间内整合资源，其中重要的任务就是并购双方的文化融合，而这恰恰是海外并购最难解决的问题。吉利对沃尔沃的收购看上去是“走出去”，实际上达到的是“引进来”的目的。

“引进来”需要消化的主要是品牌和核心技术，经过几年的运行，可以说是各方面多赢的一个收购。中国的三一重工收购德国知名的工程机械制造商普茨迈斯特也是十分经典的案例。普茨迈斯特的全球市场占有率长期高达40%左右，海外市场遍布全球110多个国家。这种花钱不多、动静不太大的游击战式的收购，效果其实并不差，收购引发的当地政治上的反弹、带来的财务压力和文化融合风险都要小得多。

对大型民营企业对外投资进行警示，其实是政府过去几年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无原则的鼓动和支持的一个修正。在过去两年中国资本管制出现了一个悖论，一方面对个人使用外汇严格限制，一方面对企业对外投资无原则开绿灯。这种悖论背后，是有关部门对资本外逃可能产生的巨大风险估计不足。但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一带一路”倡议又是中国对国际社会承诺的一部分。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会因为“资本外逃”的阴影而止步，但防范利用对外投资搞资本外逃的篱笆也会越扎越紧。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